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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审理案件中的法律论证过程 ——以United Phosphorus LTD v. China Merchants Shipping & Enterprises Co Ltd 上诉审为例

[ 陈汉瑛 ]——(2017-1-2) / 已阅5178次




香港法院审理案件中的法律论证过程
——以United Phosphorus LTD v. China Merchants Shipping & Enterprises Co Ltd 上诉审为例
作者:陈汉瑛
United Phosphorus LTD 诉 China Merchants Shipping & Enterprises Co Ltd上诉审的判决书由下列几部分组成:1.Introduction案件简介;2.The dispute争议事项; 3.The applicable principles可适用的原则; 4.The criticism of the judge对原审法官的批评; 5.The substance of the judge's decision法官裁决的依据; 6.The attack on the judge's conclusion对原审法官结论的反驳; 7.The critical question关键问题;8.Conclusion结论。
案件的审理推进与法律适用的逻辑进程也正如上述判决书的逻辑结构编排。
首先,受理上诉案件,明确案件的来龙去脉。
“案件简介”部分交代:在上诉中,被告China Merchants Shipping & Enterprises Co Ltd申请中止在香港法院进行的诉讼。申请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某专属管辖条款要求原被告之间的争议由内地法院来裁决;其二是广州海事法院比香港法院更适合于审理本案。Stone 法官拒绝了中止申请,于是被告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被告不是针对关于专属管辖条款的裁决部分而是关于不方便法院争议的驳回裁决部分提起上诉。
开庭审理之后,确定案件事实,厘清双方事人的争议事项。
“争议事项”部分交代:原告United Phosphorus LTD称它订立合同购买湖南Leadar 国际贸易公司(卖方)的一批黄磷。卖方所在地在湖南省。货物将被以海运方式运往印度孟买。以不可撤销信用证方式支付货款,为此原告在标准渣打银行孟买分行(开证行)开立以卖方为收益人的信用证。卖方用以获得信用证项下支付的单证是其声称的两份提单。被告在广州黄埔港开出记载货物已在黄埔港装船起运的事项的提单,实际上,货物并没有从黄埔港装船起运。
被告对原告所述事实无异议;并称它根本不曾开出提单,而是被告在长沙的代理人的某雇员在未经其雇主或被告的授权给卖方提供空白提单表格,是卖方填妥了两份提单并以提单获得信用证项下付款。
然后,法官寻找相类似的以往已决案例,从中归纳出可据以审理本案的法律规则和原则。
原审法官Stone引用勋爵Goff审理过的Spiliada Maritime Corporation v. Cansulex Ltd 案例并归纳出三阶段分析原则,即:
Ⅰ.不仅香港法院不是自然适当的审理法院,而且存在比香港法院明显更适当的审理法院;此举证责任在于申请人。
Ⅱ.如上述Ⅰ项的答案是Yes,那么在别的法院审理是否会剥夺原告的诉讼优势;此举证责任在于原告。
Ⅲ.如上述Ⅱ项的答案是Yes,则法院必须平衡被告在Ⅰ项获得的优势与在Ⅱ项引起的原告诉讼不利。如果原告诉讼优势在另一法院的受损不会影响实体正义实现的话,剥夺一个或更多的原告诉讼优势不必定导致申请人的败诉。此举证责任亦称最终说服责任由被告承担。
此时,法官确认原被告双方对事实的认定及据以判案的法律原则均没有异议。
在原审中,Stone 法官按照归纳出来的三阶段原则要求被告即申请人对阶段一“香港法院不是自然而适当的审理法院,而且存在比香港法院更加适当的审理法院”的主张进行举证。Stone法官认为被告未能完成其应负的举证责任,诉讼不再进入阶段Ⅱ和阶段Ⅲ的举证。
双方当事人对该部分决定有不同意见。那么,Stone法官认为被告未能完成其应负证明广州海事法院比香港法院明显更适合审理本案的责任,此结论是否正确?上诉审法官Keith JA 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在“法官裁决的依据”部分,Keith JA法官写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评述一下,是否原审法官事实上已经对在阶段Ⅰ反对被告中止申请的争议问题作出裁决(Before addressing that question, I wish to comment on whether the judge had indeed decided the issue of a stay against the Defendant at stage Ⅰof the analysis)?原审法官以下列描述作出他的判断,“依据我所得证据加以我的自由裁量,我拒绝认可:广州海事法院比之于香港法院是‘明显地更适合的’审判法院,或者在本案情形下中止诉讼命令是正义的。”“拒绝认可‘在本案情形下中止诉讼命令是正义的’”表明了原审法官对中止申请的争议做出决定,不存在例外的条件可避免申请被驳回;原审法官认为:阶段Ⅰ涉及自由裁量,他所行使的是阶段Ⅰ的而不是阶段Ⅲ的自由裁量权。
在“对原审法官结论的反驳”部分,被告律师Sussex主张:阶段Ⅰ不涉及自由裁量,只涉及到将事实与法律相符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仅有一个正确答案。上诉法院必须将原审不正确的答案代之以上诉法院认为正确的答案。
Keith JA法官认为:即使阶段Ⅰ不涉及自由裁量,它也涉及到评价各种将诉讼与审理法院关联的诸多因素时的价值判断活动,价值判断的形成相似于自由裁量。上诉审要干涉原审的裁决,必须有足够充分的理由。至于干涉原审裁决的权限方面,若原审法官漠视原则作出裁决,上诉审便有权改变其裁决。
Sussex认为,一方面,原审法官漠视原则,亦即给原告有权在香港法院诉讼的事实以过多的权重;不应赋予那样的因素以哪怕一点儿的倾向,因为这个因素已并入即将到来的阶段Ⅱ分析中。
Keith JA法官认为:Sussex的观点虽然有理,但不能过于放大。在有权在特定司法辖区起诉的各原告之间也存在区别;勋爵Goff在他的案子中举了个例子,该例中被告与英国法院的联系很脆弱(例如,在英国作短暂停留期间参加该国诉讼)。相比于公司被告,如本案中的被告,它在香港注册且自称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这就和勋爵Goff所说的法院给予原告在香港起诉权利适当权重原则并无不一致。被告与香港联系越弱,对于被告证明存在另一个比香港法院明显更适合的审理法院就愈加容易。被告与香港联系越紧密,被告完成阶段Ⅰ的举证责任就越困难。不应认为,Stone法官给予原告可以在香港起诉的权利以过分高的权重;相反地,他只是赋予了产生原告在香港起诉权利应该具备的特定条件以合法成就的效力。
在上面“法官裁决的依据”与“对原审法官结论的反驳”两部分,Keith JA法官分别对原审法官与被告律师的审、应方(审理法官为审方;原告为起方;被告为应方)之间的诉讼论证和辩驳进行分析,如:被告律师针对原审法官所谓的“自由裁量”进行反驳,被告通过指出原审法官论证基础前提的谬误,从而论证其结论的错误;被告律师主张既然阶段Ⅰ不涉及自由裁量,原审法官据以得出裁决的结论就是不正确的,请求上诉审法官改变原裁决;被告律师主张阶段Ⅰ的审理分析不应过多考虑“原告有权在香港法院诉讼的事实”的因素(被告通过反驳原审法官考虑了阶段Ⅰ分析中不该考虑的因素从而证成原审存在不公正)等。根据原审判决书的记述和被告的上诉陈述,Keith JA法官逐一给出判断,并给与一一回答,接着对最关键的问题进行审理。
关键的问题是:Stone法官认为被告未能完成其应负证明广州海事法院比香港法院明显更适合审理本案的责任的裁决结论是否不可被驳倒?
Keith JA法官写道:本案是一有涉外因素的案件。正如原告律师Smith所说,不应把本案视作发生在广州的一起交通事故。Keith JA法官对以下四个联结因素进行分析:
Ⅰ.侵权地。在本案中,许多事件包括提单的开立和提示,发生在长沙(证据表明广州海事法院有权管辖该地发生的海事案件)。但是原告宣称遭到的侵权,是欺诈性的错误描述、疏忽的错误表述以及共谋欺诈的侵权。三种侵权中的前两者的一个重要要素是,原告必须是因由信赖错误描述或错误表述导致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原告诉因是基于原告对包涵于所声称提单中的表述的信赖,此信赖发生于印度。因而,所有构成原告诉因的行为产生于一个以上的司法管辖地(应当承认的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在香港)。
一方面,Sussex认为,是大陆的银行即议付行依赖提单表述进行议付;另一方面,信用证是在原告的指令下开出,如果原告事先知悉所声称的提单文件包含错误的表述,信用证项下的支付就不会发生。因此,对于所声称的提单文件中包含的表述的信赖,就是原告的信赖,而原告的信赖却发生在印度。
Ⅱ.准据法。首先,侵权的大部分活动发生在内地;第二,可以适用双重可诉规则,亦即:作为侵权的行为在香港法域必须是可诉的,并且依据内地法律也是可诉的,则该涉外案件在香港法院就可以起诉。
Ⅲ.当事人与证人。虽则被告在内地有代理人,双方当事人都不在内地开展营业;事实上,前已提到被告在香港登记注册与开展营业(笔者认为其言下之意,可适用民事诉讼中通常的被告所在地确定管辖原则)。对于双方举证的便利上,被告证人在香港出庭作证相对更为便利。
Ⅳ.先行诉讼。被告方在原审启动之前已在广州海事法院启动了对卖方及其代理人的诉讼;基于“一站式裁决”的假设,所有涉案方(包括原被告)的权责可以在广州海事法院同时解决,因此节省时间和费用、避免不一致的诉讼结果,这是中止香港法院诉讼的强有力理由。如果两边的诉讼不可能予以合并由同一法院审理(两边的诉讼并非同一、各有自己的标的和争点,即使它们的背景事件是相同的),则“一站式裁决”完全不可取。
审理进入“结论”部分,Keith JA法官写道:正如前面我所说的,原审法官作了价值判断、权衡了各种不同的联结因素。我详细阐述了这些因素以便能够更易于评测原审法官所作的价值判断,是否能够被合理地定性为落于理性的不同意是可能的通常界域之外?我认同,在同样的材料事实上另一不同法官可能达至不同的结论。但无需迟疑,我的结论是,Stone法官的结论系落于理性的不同意是可能的通常界域之外的;因此我决定驳回上诉。
后记:对应双方律师不时地机智辩驳的是香港法官详尽无遗的说理,彼此的互动针锋相对环环相扣,这一上诉案件为我们国际法的学生呈现了香港司法实境的别开生面,不管对于法律逻辑思辨能力的提升抑或诉讼实务技能知识的增益都很有好处。

文中引用案例裁判书原文如下:
2000 WL 33316422 (CA), [2000] HKEC 162
UNITED PHOSPHORUS LTD v CHINA MERCHANTS SHIPPING & ENTERPRISES CO LTD
11 February 2000
COURT OF APPEAL CIVIL APPEAL NO. 244 OF 1998 (ON APPEAL FROM HCCL NO. 81 OF 1997)CA CACV 244/1998
Judge name :Godfrey V-P and Keith JA
Counsel In The Case :
Mr Clifford Smith, instructed by Messrs Deacons, Graham & James, for the Plaintiff.
Mr Charles Sussex, instructed by Messrs Ng & Partners, for the Defendant.

Phrases :
Conflict of laws - forum non conveniens
Details of Judgment :
Keith JA (giving the first judgment at the invitation of Godfrey V-P):
Introduction
In this action, the Defendant applied for a stay of the proceedings. It did so on two grounds. The first was that an exclusive jurisdiction clause required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 to be determined in the courts of the mainland. The second was that the Guangzhou Maritime Court in the Province of Guangdong was the more appropriate forum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than the High Court of Hong Kong. Stone J declined to stay the proceedings, and the Defendant now appeals. There is no appeal from the judge's conclusion relating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clause. It is only his ruling on the issue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which is challe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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