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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错误成美国错案发生主因 倒逼刑事司法制度改革

http://www.law-lib.com  2016-8-5 8:45:18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原标题:傲慢与偏见:冤案之源】 

   

  纪录片《制造杀人犯》海报 

   

  1985年,22岁的史蒂文因强奸罪成立入狱。 

  一根毛发平反18年冤狱 

  1985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马尼托沃克县的杰出市民潘妮在湖边慢跑的时候,遭遇不明男子的殴打并被强奸。负责调查此案的副警长朱蒂在向潘妮了解完情况之后第一反应是,“听起来犯罪嫌疑人像是史蒂文。” 

  史蒂文·艾弗里就是《制造杀人犯》的主人公。他的家族因为近亲结婚、智商不高等原因成为了社区不受欢迎的成员。年轻的史蒂文又因为抢劫酒吧、虐待动物成为了县警局的常客,此时他又成为了这起强奸案的嫌疑对象。 

  法庭上,潘妮十分确定地指认了史蒂文为那个侵犯她的人,这让陪审团不再相信史蒂文一方提供了22名亲戚朋友作出的证词。最后,史蒂文被判有罪,获刑32年。 

  直到2001年,威斯康星州洗冤工程接手了他的案子,通过不断发展的DNA技术,对案发时搜集到的阴毛进行化验,才排除了史蒂文犯罪的可能性,并将嫌疑指向了在史蒂文被关押期间还屡次犯案的亚伦。 

  事实上,在案发当天就有警员提出一直被监控的亚伦曾有几个小时不受监控,但郡警长却没有理会;在史蒂文坐牢期间,亚伦在同一片海滩强奸女性被抓后,同一个办案检察官也故意忽视曾因此入狱的史蒂文。 

  司法的缺陷和阶层偏见,导致史蒂文含冤入狱18年。史蒂文原谅了当时错认他为疑犯的受害人,但无法原谅马尼托沃克县的执法人员,他决定起诉当地司法部门,并要求3600万美元的赔偿。 

  “制造”杀人犯 

  正当史蒂文如火如荼地与司法部门分庭抗争的时候,2005年11月,一本汽车杂志记者特瑞莎突然在史蒂文家族的废车场失踪,让史蒂文又一次陷入危机。 

  调查证据显示,史蒂文的废车场内有被焚烧后的人类骨骼碎片,他的房间内有特瑞莎血液痕迹和车钥匙,车钥匙上还有史蒂文的DNA。更致命的是,史蒂文16岁外甥布兰登在案发后四个月作出的一份证词,勾勒出了史蒂文枪杀、强奸特瑞莎的经过。 

  史蒂文再次被逮捕,不过两名辩护律师所搜集到的证据,让案件陷入无限的悬疑之中:受害人车钥匙上只有史蒂文的DNA却没有受害人的;布兰登的证词前后不一,讯问视频中大有被人威胁逼供的可能;在之前冤案中被调查的警督林克未经登记出现在了被害人搜查现场,在此之后才发现了前两天调查时都没有发现的被害人车钥匙;他保管过的史蒂文血液盒却有被开封过的痕迹。律师怀疑警员把史蒂文的血液证据从证据箱取出,然后再抹在车钥匙上。 

  最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介入,用实验证明,残留在车上的史蒂文血迹中没有保存血液的防腐剂因此排除来自试管的可能,进而为林克警官以及马尼托沃克警局撇清了栽赃陷害的疑点。 

  史蒂文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 

  此后,史蒂文不断上诉,直到2011年2月,威斯康星州高等法院拒绝审核史蒂文的案件,这意味着他将不再享有获得公派律师为他申诉的权利,除非发现新的证据。 

  2015年底,以史蒂文为主角的纪录片《制造杀人犯》播出,史蒂文究竟是真的有罪还是被警方栽赃陷害?影片在美国引起对司法体制新一轮的议论。 

  并不完美的美国司法体系 

  史蒂文的个案可能是美国司法史上最为戏剧性的案件之一,不过对于他平反的第一个冤案却并不新奇。根据米歇尔大学法学院国家免罪档案,仅2015年,就有149名美国人被免罪或翻案。 

  在2013年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陈光中向美国学者提问,美国实行沉默权制度、律师在场制度,如果侦查人员诱供、骗供,律师在场应该能够发现并予以制止,为什么还会出现冤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戈德森回应说,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事实上大部分嫌疑人放弃沉默权,而且很多嫌疑人被逮捕时完全惊惶失措,他们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无辜的,不需要请律师,结果越到后来才发现事情对自己十分不利。 

  事实上,美国冤案不仅存在而且还拥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数据。根据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长达十年,涉及50个州的调查数据,美国司法制度的准确率大约在99.5%。以2000年为例,美国有220万人因犯罪(谋杀、误杀、强奸、抢劫故意伤害、走私、汽车盗窃和纵火罪)而被逮捕,按当时70%的定罪率,也就意味着每年大约有7500个案件被错误定罪。 

  一支来自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团队分析了美国340起已经成功洗冤的案件,得出了这些冤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的结论。研究表明,96%成功洗冤的案件都是可以进行DNA检测的谋杀或者性暴力犯罪,而这些犯罪仅仅代表了2%的重罪案件,更多的案件则因为没有DNA证据而无法洗冤。按此比例推算,从1977年到2004年,至少有18.5万名无辜的被告人被送进监狱。 

  那么,现在的美国监狱里到底有多少囚犯完全无辜的?美国学者格罗斯回答:或许只有上帝知道。 

  傲慢与偏见 

  “他们中轻者在监狱中度过数年,重者遭受冤狱已经长达20多年,有的人甚至被判处死刑。”受邀参加那一次研讨会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至今仍对会议印象深刻,同时他还在无意中发现,其中大多数来自美国的无辜者都是黑人,而且从表面衣着上看多数是穷人。 

  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的统计,全国律师的平均收费是每小时284美元。美国高昂的律师费用使得法律服务成为平民阶层消费不起的奢侈品。一般情况下,一个私人律师在为死刑犯作辩护的过程中,收入是每小时300到500美元,而且至少要工作400至900小时,包括调查分析、提出新的证据等。而法院指定公派律师提供帮助时,大多数州一般只付给每个公益律师一两千美元,再加一点加班津贴,严重打击了公益律师的工作积极性,这也使得辩护律师的作用大打折扣。 

  格罗斯带领下的密歇根大复查行动后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的种族问题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美国黑人占人口总数的13%,但在因强奸罪而坐牢的监狱囚徒中,黑人占了29%,最后证明被错判的强奸嫌犯中黑人占了65%。而据美国司法部统计,白人女子被黑人男子强奸的,仅占强奸案受害者总数的10%。 

  此外,这种人性上的偏见则不仅仅表现在人种之间。如史蒂文案件中,则是基于当地政府和社会对史蒂文这个家族的排斥,才使得警方将史蒂文作为重要的嫌疑人,试图证明这个家族存在的国民劣根性。同样也是为了对受害人一家作为当地杰出人物的推崇,才让警方有迅速破案树立威信的念头,最终促成了冤案的发生。 

  令人惊讶的辨认错误 

  包括史蒂文的案件之内,DNA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越来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近年来美国数百名无辜者实现重获新生案件基本上都是基于DNA技术帮助。然而,在此之前,在陪审团的心目中,目击证人的指证却是最为可信的证据。 

  吉姆·佩特罗指出,好消息是现在的DNA技术可以在起诉之前排除某些人的犯罪嫌疑,避免刑事冤案;不幸的是大概90%乃至更多的刑事案件由于没有生物证据而无法使用DNA技术,这也使得目击证人的错误证言成为导致刑事冤案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指出,辨认错误之所以成为美国近年来错案发生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辨认在美国刑事司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很多时候,奉行自由心证制度的陪审员更愿意相信证人的辨认结果。但在辨认过程中,压力下的人们对长相和事件的记忆能力可能发生偏差,而且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此时,再加上警察或者检察官有意或无意的暗示,很多辨认错误便产生了。 

  因此,曾担任俄亥俄州检察总长的吉姆·佩特罗指出,疏忽大意、愚笨、自负、麻木不仁以及其他人性弱点导致了刑事冤案的发生,但现有的制度却使得那些应负有责任的人经常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不会受到任何处分。在这种机制漏洞面前,指望刑事司法体制内的执业人员去纠正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冤案推动的制度变革 

  “冤案是刑事司法的阴影。透过这片阴影人们可以看到司法制度的漏洞和缺陷,而亡羊补牢仍可推进刑事司法制度的进化与改良。”何家弘说,人类社会的刑事司法制度正在走向文明,刑讯逼供被严格禁止,控方和辩方在诉讼过程中成为“君子之争”。在客观上,科学技术正成为推动刑事司法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吉姆·佩特罗在担任州检察总长期间,他致力于用DNA技术来判断和确认犯罪,带领俄亥俄州建立了包含重罪犯和轻罪犯在内的基因库,为联邦DNA联合检索系统贡献了21万例DNA基因图谱,这一努力不仅使被尘封的疑难案件得到解决,更使无辜之人得以释放。 

  近年来,美国还建立了定罪后的DNA检测错案纠正机制,允许已定罪罪犯进行DNA检测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并且通过《无辜者保护法》强化了无辜者获得有效法律服务的权利。 

  除了官方的力量外,洗冤工程正成为预防和纠正的重要力量。吉姆·佩特罗参与了俄亥俄州洗冤工程,他指出,要防止冤案的发生可以从多方努力:首先要保护好犯罪现场的证据,获取一手的犯罪现场证据以进行DNA检测;其次,要设计最佳的实践程序以获取目击证人的证言;再次,羁押讯问时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最后,要提取那些因涉嫌重罪而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DNA样本,等等。 

  “以辨认制度为例,由一开始的单一辨认到混合辨认,到后来的辨认须有辩护律师到场的条件限制,再到后来随机选照片的‘洗牌法’的出现等。这些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融入到具体的制度中去,不断完善现有的制度。历史经验教训很多,但完善规则的路似乎也很长。”何家弘说。 

  如今,在目击证人指认嫌犯时,执法人员不能进行任何暗示,且须逐一出示每一位嫌犯照片,同时,参与指认程序的执法人员不得了解警方的调查方向。通过官方与民间的合作,检察官们让一些顶尖级的律师复查那些自己可能办错的案件。如果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因为坚持不认罪而多次拒绝、丧失假释的机会,他的案件就可能得到联邦的复查。 

  “无论在哪里,每一个公民都处于改变体制的最佳位置,因为我们对法律的态度最终决定着服务于我们的司法体制。”吉姆·佩特罗说,而改变需要时间,或许要持续几十年。

日期:2016-8-5 8:45:18 | 关闭 |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