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谈的头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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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谈的头骨们


人们开始看到,要想构成一场完美的谋杀,除了杀人的和被杀的两个傻瓜,一把刀,一个钱包,一条黑暗的街巷之外,还有更多的元素。计谋,绅士们,集会,光与影,诗歌,感情,现在都成为谋杀发生时不或缺的动机和企图。

——托马斯·德·昆西:《论谋杀》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里,有一篇叫做《柯雷布的实践》( Crabbe's practice),讲述一名年轻的医生为了在事业上站稳脚跟、获得更多病人而不择手段。为了给他的学术成果增光添彩,他在一本医学专刊上发表了一篇博大精深的论文,文章起了个很唬人的标题叫做《Discopherous骨在鸭子腹内的有趣成长过程》。后来他向一个朋友坦言,那篇论文是编造的。这位年轻医生某次吃烤鸭的时候,在鸭肚子里发现了一块象牙多米诺骨牌。他就把这件事改编成了学术研究论文。Discopherous是希腊文,就是“圆方位”的意思,用在这里是指骨牌上的环状点。
柯南道尔本人也是医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任何在科学领域工作的人,都能理解在职业生涯早期的那种灰心丧气和踌躇满志。当我们回忆过去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时,很少有人不会暗自发抖,随后又顿感安慰,因为一切都已过去了。少得可怜的薪水和拮据的财政;彻夜的苦读,与瞌睡的斗争;一个接一个的可怕考试;一锤定音的博士论文答辩;大学生活中防不胜防的那些别人的恶意嫉妒;在发表文章一获得教职一得到业内肯定……的道路上那无休止的挣扎——所有这些苦恼在学术界都众所周知,有些人为此被逼成疯子,甚至自杀。有些人是这样,但我不是。
早年间在得州殡仪馆的救护车副驾驶座上的那些经历,向我揭示了生活的另一个层面,那是书本无法传授的。那些苦难的场面给予我一定的心理平衡,同时还让我保留了勇气,使我日后能够用它来应付大学生活里遇到的各种考验。当你目睹过尸体在熊熊大火中被烧成焦炭,或者被满载的一卡车砖块压碎成一滩烂泥,或者被飞机坠毁的恐怖力量剥离开骨架而仅剩皮肉,那么学业带来的困难和痛苦根本吓不倒你。你告诉自己“还有比这更糟的”。而如果你所指的“更糟的”事情,是高速公路旁的渠沟里已经死去12小时的尸体,你就知道自己所言非虚。
我第一次被要求给出关于头骨的专业意见,是在研究生期间,当时我还在汤姆·麦肯的实验室里工作。那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因为那是麦肯头一回几乎(我不能说完全)平等地把我当成他的同事,并且重视我的独立判断。
那天早晨我到实验室后,麦肯给我看了一个头盖骨,也就是没有下颌骨的头骨。它在奥斯汀附近的查维斯河里被发现的时候,有一根渔线系在颧弓,也就是颊骨的地方。渔线的另一头系在一块大石头上。
我拿起那块还有些潮湿的头盖骨,注意力立即被它的上腭吸引了。那块上腭的形状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在我眼前,它因为与众不同而显得格外突出。我盯着它,心生疑窦。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显然麦肯会通过我的回答来评价我。而我更大的不安是,我要给他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的答案。最后,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说:“我认为它是蒙古人种,有可能是日本人。”我说。麦肯打量我很久,最后他说:“我也这么认为。”但我油然而生的得意之情很快就被麦肯泼了一盆凉水。他接着开始指出所有其他被我忽略的问题。凭着一个真正的法医人类学大师的专业素质,他将那些我视而不见的细节一一揭示出来。在这种时候麦肯真的是光彩照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醍醐灌顶的时刻,他好像真的在让头骨说话。我没有注意到有一些牙齿是被胶水粘在牙床上的;没有注意到颅骨外侧有灼伤的痕迹;我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这块头骨被一根渔线紧紧地拴在颧弓的部分,这说明,当它被扔到河里的时候,已经是干燥的,上面也没有附着皮肉。麦肯指出所有细节之后,答案就很清楚了。我们面前这块头骨 ,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件“二战”纪念品,是被某个士兵从太平洋战场带回来的。灼伤发生在战场上,也许是因为燃烧弹或者是飞机失事的烈火。牙齿因为骨头的干燥而脱落,然后又被粘了回去。最后,或许这个士兵也为自己这种变态的爱好感到恶心了,或许他已经去世,他的后人想把这件东西处理掉。但是怎么处理呢?放在车库里可能会被发现,烧掉又太麻烦,埋掉也并不省事而且还会留下痕迹。最好是扔到湖里!保险起见,再拴上一块石头!就这样,这块头骨被抛向水面,伴随着气泡沉入查维斯湖的底部,再被发现纯属偶然。
我敢肯定,如今在日本的某个地方,会有一家人很想知道半个世纪前离家参战的那个叔叔,那个父亲,那个杳无音信的亲人的下落。但是,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而这个头骨的日本主人,又怎么会想到,经历了太平洋上壮阔而残酷的战争之后,曾经承载着他脑中梦想的这块骨头壳,最终的命运是被绑在一块石头上,沉人美国境内的某个冰凉的湖底,然后又被打捞起来,放在得州大学明亮的实验台上?
电视剧《法医昆西》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愉悦。当人们得知我是法医骨骼学家时,通常他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哦,就像昆西?”昆西是一个职业生涯中充满了一连串戏剧性的成功的法医。他吉星高照,经常能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解决案子。如果昆西遇到了麻烦,他就会给实验室里超级聪明的助手山姆打电话,山姆会在几秒钟之内把答案告诉他。山姆啊!我是多么羡慕昆西有个忠实而永不出错的山姆!如果能有个山姆那样的助手,我们也会像启明星一样闪耀的!有一集电视剧里,昆西和山姆居然通过检查股骨就判断出了尸体的头发颜色——科学上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后来在全美法医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们一群法医人类学家把这集电视剧的技术顾问围住了。关于头发颜色这集,他被我们尖刻的问题逼到无路可退,最后终于承认,为了“使剧情向前推进”他运用了“戏剧化”的手法。
我不是昆西。法医病理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的区别很简单。病理学家有医学学位,他们是接受过病理学临床训练的。如果幸运的话,他们也会接受一些有关法律程序的培训。佛罗里达州所有的验尸体的头发颜色——科学上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后来在全美法医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们一群法医人类学家把这集电视剧的技术顾问围住了。关于头发颜色这集,他被我们尖刻的问题逼到无路可退,最后终于承认,为了“使剧情向前推进”他运用了“戏剧化”的手法。
我不是昆西。法医病理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的区别很简单。病理学家有医学学位,他们是接受过病理学临床训练的。如果幸运的话,他们也会接受一些有关法律程序的培训。佛罗里达州所有的验尸官都是拥有医学学位的法医病理学家。在某些州县,他们也同时担任死因裁判官,依法判定死亡原因。但是在其他地方,死因裁判官可能没有任何医学背景;他可能只是当地一个诚实而敏锐的人。我知道的死因裁判官里有加油站老板,有殡仪馆经理,甚至还有家具商。为什么会有家具商?因为早年间,他们的店里还经营着棺材买卖。
尽管在大学里修读过人类学课程,拥有博士学位,但法医人类学家并不是医学博士。我们的主攻方向是人类的骨骼系统,研究骨骼在人的一生中的变化,跨越多个年代的变化,以及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变化。我们的学科是体质人类学,或者现在称为生物人类学的一部分,后者的范围更为广阔,研究整个人体及其所有变化。我的专业——体质人类学,又区别于其他领域,如文化人类学或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家是那些出去探访和研究异国部族的人,“在山野的部落间飘来飘去”,就像诗人鲁德雅德·吉卜林形容的那样。考古学家则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山脊和洞穴里,寻找古代和近代人们使用过的工具和其他证明他们存在过的证据。
我的专业领域是人类的骨骼。虽然很多病理学家坚持在验尸的时候自己进行骨骼检查,但是我可以自信地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法医人类学家,比如我,都会在病理学家的发现之外再添加很多有用的信息。我曾经在听证会上让病理学家面对骷髅骨架由衷地慨叹:“呃,我还真不习惯看这些没有肉的东西。”

摘自:《与骸骨交谈:我希望每一个案件都有答案》;法律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内容简介:本书为美国著名法医人类学家威廉姆.R.美普斯博士自传暨案例集,就其法医生涯中最奇异、最引人兴趣的16大主题展开,讲述了作者在法医科学道路上的探索历程,介绍了在美国有重大影响的十几起刑事案件以及西班牙远征者、美国前总统泰勒、英国“象人”、俄国末代沙皇家族等历史迷案。
《纽约时报》的对这本书的评论写道:“美普斯和布朗宁的作品并不是枯燥的法医人类学临床分析,恰恰相反,讲起死者的故事来,他俩能比他们本人讲得更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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