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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仁爱号哗变者军事审判:1792年--世界要案审判:有史以来最重大法庭论战实录

    [美]耐普曼 已阅755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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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爱号哗变者军事审判:1792年

      1787年12月23日,仁爱号,一艘215吨的商船,从英格兰南方口岸斯彼特海德出发,驶向半个地球以外的太平洋。这次航行的目标是从社会岛上收集面包果树并运往西印度群岛,人们希望面包果树在那里能够茂盛地生长,为那里的奴隶提供便宜且容易种植的食物。船长是一个33岁野心勃勃的人,名叫威廉·布莱。由于他已经在开发新世界的竞赛中落后了,布莱将这次机会视为一个天赐良机来改变他的日渐衰微的事业。他有45名强壮的船员,从经验老道的水手到哄骗来的平民,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就让这些人与他对立起来。这是经历过各种情况来达到的,但是首先要归功于他那暴躁的脾气。在情况紧急的时候——而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布莱手舞足蹈地发怒真是一道景观。辱骂的话从他的嘴里以惊人的速度倾泻而出,而当他实在无话可说的时侯,鞭子也一样能够让他的船员们服服帖帖的。

      鞭打几乎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然而奇怪的是,在18世纪晚期船员们都把这些视为航海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船员们不能忍受的是饥饿。从启航开始,他就使他的船员们处于饥饿状态之中,而将大量食物中饱私囊,还说食物少都怪那些下层社会的乌合之众。敢于抱怨的船员就会发现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又减少了一半。整个1788年,仁爱号像一个火药桶一样在太平洋上往来反复寻找着难以捉摸的面包果树。下一年的春天,船上的士气达到了要命的程度。1789年4月27日夜里,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当布莱指控他的副指挥官偷椰子的时候,对克里斯蒂安这个正直的人来说,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第二天他和几名水手控制了整艘船。

      布莱和其他18个人被放在小艇里在南太平洋上随波逐流。其余的人,包括那
    些在哗变中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的人,都从仁爱号上消失了。六个星期后,布莱的小艇和大多数船员在漂流了3000多英里后漂到了帝汶岛。就像布莱容光满面地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他们的生存都是航海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而不太好解释的是,那么少的人怎么能够篡了他的权。这位上尉只是说出反叛者的人数,除了仍留在仁爱号上的三个人以外全部包括在内了。被派去逮捕这些人的船上的人在塔希提岛上发现了他们中的10个人,他们被送回英格兰接受叛变罪的审判。而很显著的,他们未能找到弗莱彻·克里斯蒂安:他和仁爱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畅销书

      这就是当时通讯的距离和速度,军事审判直到1792年底才进行,而当时布莱船长(他后来得到了升迁)又一次在太平洋上了,不能出庭作证。这之前的时间他也没有浪费,他写了一本畅销书,记录了这次哗变,书中他将自己描述为英雄,而船员们则受到了批评,因为他们在塔希提岛上沉溺于当地的女子。但是,和9月12日在停泊在朴次茅斯港的H.M.S.公爵号上的军事审判不同,在亚历山大·胡德的率领下,海军军官组成的小组对于哗变发生的原因并不关心,只是想确认哗变者的身份。

      由于海军长期以来对于律师的敌意,大多数被告只是得到了普通律师间接的法律援助。最显眼的律师,同时也是最有帮助的,是斯蒂芬·巴尼,他帮助了马斯普拉特。同样显眼的是爱德华·克里斯蒂安,他是为了他缺席的兄弟而关注法院各项程序。

      很多船员的证词很快证实了查尔斯·诺曼、约瑟夫·科尔曼和托马斯·麦金托什并没有牵扯其中。布莱也在他开庭以前的报告中,承认这三个人当时被监禁在仁爱号上。对于麦克尔·伯恩人们也有相同的同情,他是一个半盲的爱尔兰小提琴手,他唯一的功能就是为船员们提供音乐。他试图登上小艇,但是他的残疾影响了他,审判中,由于同样的障碍,人们不得不读出他的陈述。他的陈述是在痛苦中开头的:“上帝应该是高兴的,他以他那不可测的威力,几乎完全剥夺了我的视力,这样一来我就没有能力实现我的任何想法。”即使是18世纪的军事审判也会为这样感人的陈述而感动;对他的无罪释放是必然的。

      比较难办的是彼得·海伍德,对他的指控是根据一项很严格的法律,在叛变中什么都不做就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帮助了反叛者。

      威廉姆·珀塞尔,与布莱一起在海上漂流的人之一,说他曾经看到这位少尉候补军官海伍德站在甲板上,看起来好像很困惑,一只手拨弄着一把短剑。当珀塞尔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彼得,你在干什么?”海伍德立刻放开那把短剑,很显然直到那个时候仍然不知道该从这种下意识的动作中得出什么结论。

      少尉托马斯·海沃德说见过海伍德没有带武器站在甲板上,还说他认为海伍德是在叛变者一边;然而,这“只是一种见解,”因为海伍德“肯定不是反叛者中起积极作用的。”

      关键证词来自于约翰·哈雷上尉。他看到海伍德在甲板上,没有带武器,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站着不动,仔细关注着布莱船长。”然后,“布莱船长对他说了什么,没听清,然后他(海伍德)笑起来,转过身去,走开了。布莱先生两手背在背后,——克里斯蒂安一手拉着绳索,另一只手举着刺刀。”而哈雷在对质中忘了提及的是布莱先生只穿了睡衣,举止又是如此的疯狂,任何人都可能觉得很好笑。现在看起来,轻轻的一笑似乎就能把海伍德的脖子放进绳套里。然而,其他证人都站出来为海伍德作证,抵消了哈雷的大部分证词。

       托马斯·伯克特代表自己作证,他描绘了海伍德和哈雷流着泪恳求克里斯蒂安不要让他们和布莱乘同一艘小艇走,这在托马斯·埃利森那里得到了证实,他还证明说当“两位先生得到命令后,哭得很是伤心。”对于埃利森,伯克特和约翰·米尔沃德的证据是如此确凿,他们是没有机会被无罪释放了。

      单独辩护

      詹姆斯·莫里森,水手长的助手,是被告人中唯一没有律师而自己辩护的。就像他在船上期间记录的日记显示的那样,他是个观察员,聪明人,他以一种若有所思的态度询问每一个证人的做法给军事审判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海伍德一样,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根据海事法律,这同样属于有罪的行为,这一点在1792年9月18日宣读记录时表明了:“法庭……同意对于彼得·海伍德、詹姆斯·莫里森、托马斯·埃利森、托马斯·伯克特、约翰·米尔沃德和威廉姆·马斯普拉特的指控已经得到证实,判决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处以绞刑。”

      然而,记录接着说,“法庭考虑到各种情况,谦恭地并且真诚地为彼得·海伍德和詹姆斯·莫里森请求陛下的开恩。”同预期的一样,诺曼、科尔曼、麦金托什和伯恩被无罪释放。

      马斯普拉特还有最后一张牌。在斯蒂芬·巴尼的提示下,他辩论说,由于所有囚犯都在一起审判,所以不能互相作证,他也就不能请伯恩和诺曼为他作证,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本来是可以请他们两位为自己作证的。从这方面来说,这就是军事审判不同于民事审判的地方,也为马斯普拉特提供了一个辩解理由的“区别,我的大人,这对于其他被告人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我来说则是致命的。”

       1792年10月26日,海伍德和莫里森得到了国王的赦免,而马斯普拉特的判决由于法律原因被推翻。其他三名叛变者则在劫难逃。10月29日早上他们在H.M.S.布伦瑞克号上被吊死在桅杆上时,众多的船只挤满了朴次茅斯港。

      1808年以前,仁爱号的行踪一直是一个谜,那一年,美国船只黄玉号来到皮特凯恩岛东太平洋的环礁,在那里发现了讲英语的人。一个住在岛上的人,一个孤独的白人,说他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史密斯,说他是仁爱号哗变者中最后一个存活的。其他人,他说,或者死于自然原因,或者被谋杀。1957年,潜水的人们确认在皮特凯恩岛外发现了确定无疑的仁爱号的残骸。

      然而这个故事还有最后一处悬念。1808年,彼得·海伍德在普利茅斯港的弗尔街走着的时候,发现前面的一个人酷似他的老朋友弗莱彻·克里斯蒂安。那人显然发现了海伍德对他的兴趣,并且表现得很是不安,他加快速度走进一个狭窄的铺着鹅卵石的小巷,海伍德再也找不到他了。还有其他报告,也说那些哗变者在英格兰出现,时间是19世纪早期,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些传说。

                          ——科林·埃文斯

    摘自:[美]耐普曼著《世界要案审判:有史以来最重大法庭论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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